權利人的壟斷利益與公眾利益間的辯證關系
更新時間：2020-12-01 15:37:12
知識產權制度在給予創新成果的權利人一定期限的獨占權的同時，又考慮到了社會公眾的利益，在權利人的利益和社會公眾的利益之間尋求一種平衡。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目的分為直接目的和最終目的，直接目的是保護知識產品的創造者等知識產權人對智力成果的壟斷利益，最終目的則是通過保障知識產權人利益的激勵機制，促進知識和信息的廣泛和有序傳播，促進科學、文化進步與經濟發展，這體現了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對整體的社會利益的追求，也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社會目標。
一方面，要促進更多更好的為社會需要的有價值的智力產品的生產，就必須充分地激發人們從事知識創造的積極性，授予智力成果創造者使用、占有和控制其智力成果的權利。換一個角度說，社會尋求科學和文化形式中的效用的最大化，手段是把授予作者和發明者權利作為產生這種進步的動力。
另一方面，知識產權制度還具有更重要的公共利益價值目標。知識產權與思想、信息、知識的表述和傳播有著密切的關系。在保障智力成果創造者的權益的同時，必須考慮促進知識廣泛傳播和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公益目標。也就是說，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要同時實現保護私人權利和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以促進社會進步的目標，需要調整好知識產權人和社會公眾之間的利益關系，以保障技術、思想和信息及時、廣泛地傳播和利用，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所以，從知識產權制度的目的來看，一方面必須強化私權利保護，另一方面在加強私權利保護的同時必須保持知識產權人與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其他利益主體的利益平衡。在進行知識產權立法時，立法者有兩個問題是必須考慮的：一是在多大的程度上立法能夠促進生產者的創造，并相應地使公眾獲益；二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授予的專有權會損害公眾利益。為此，知識產權制度要求受知識產權保護的科技創新成果的內容以專利文獻的形式充分向社會公開，使得科技信息得以迅速傳播，任何需要采用該項發明創造成果的人，都可以及時以合適的代價取得實施許可。一般來說，發明創造的許可使用越快、越多，對于發明創造的完成人或持有人越有利。這兩方面積極性的結合，能極大地促進科技成果的商品化，有利于及時擴大科技成果在實際生產領域中的應用，有利于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促進經濟和社會進步。
知識產權制度的利益不平衡狀態在不同的時期、同一時期的不同國家都不相同。知識產權制度的利益不平衡或者是利益失衡狀態主要體現為兩種情況：一是知識產權人擁有較少的專有權，而社會公眾能相當寬松地利用智力成果。從權利和義務的關系來看，這種狀況實際上是讓知識產權人承擔了較多的社會義務，而賦予了社會公眾較多的使用作品、發明等知識產品的權利。這種狀況出現于知識產權的弱保護環境下。利益失衡的第二種狀態與前述正好相反，即權利人被賦予較多的權利而社會公眾對智力成果的使用受到較多的限制，以至社會公眾無法在分享智力成果的利益方面與權利人相抗衡。這種利益失衡狀態常見于知識產權強保護的環境下。在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發展的歷史上，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往往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弱保護理論。它的出現有多種原因，例如，與知識保護觀念有關，受“國家所有權”觀念影響較深的國家，知識產權制度天平很可能是偏向于使用者，而對權利人的權利予以過多的限制；與知識產權保護理論有關，即對知識產權的壟斷性提出質疑和批評，認為知識產權的弱保護可以避免技術引進和文化交流成本增高以節約國家資金、降低產品成本，可以推進地方工業技術的取得和減少依賴，還有諸如保護知識產權會助長經濟發展中的壟斷，保密和獨占會嚴重地扼殺科學的發展等觀點。不論以上知識產權弱保護理論的表現形式如何，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忽視了知識產權弱保護可能會帶來的不良后果，即會導致智力成果的生產缺乏動力，導致整個社會知識資產的短缺。雖然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在知識產品生產的層次上限制了競爭，然而卻能在技術創新和文化創新這個更高層次上促進競爭，從長遠來看，必能增加社會的福利，更何況這種壟斷本身是有限的。自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產生以來，知識產權法律對知識產權權利人和社會公眾兩者之間的利益進行權衡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知識產權權利的期限性、知識產權權利的限制，都是在不損害權利人的合理利益的前提下維護公共利益。考察知識產權制度的歷史，無論是專利法、著作權法，還是商標法，總的發展趨勢是權利的不斷擴張，即所謂高度保護主義應對低度保護主義的勝利。這種不平衡狀態在近一二十年來變得更加明顯，特別是在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領域，南北國家之間知識產權制度利益失衡相當明顯。
因此，一國的知識產權立法水平不是越高越好，關鍵是如何在壟斷利益與公共利益、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與合理使用已有知識產品之間找到一個最佳平衡點。在制度設計時應當充分考慮保護權利人的知識產權與保護社會公眾合理權益之間的利益平衡、保護發達國家及其企業知識產權優勢和保護發展中國家及其企業合理發展空間之間的利益平衡、發生權利沖突的知識產權權利人之間的利益平衡。
對于我國而言，正確理解和把握知識產權與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統一、知識產權壟斷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性，顯得尤為重要。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在短短的二十幾年里從幾乎一片空白發展到今天相對成熟的水平，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才走完的路程，我們在移植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制度，即所謂同國際社會“接軌”的時候，“中國的法治之路必須注重利用中國本土的資源，注重中國法律文化的傳統和實際”。①因為任何“法律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漸進的，水到渠成的”，‘黼非一日千里。只有建立在我國社會的整體發展狀況的基礎上，才能找到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的合理定位。所以，知識產權制度是一把雙刃劍，它對不同的國家或者一個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的作用有所不同。
